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质

——深入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路、基本内涵、时代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今天，深入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路，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清晰的形成进路，既源于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以来关于文化的深入思考，也源自习近平总书记从地方到中央数十年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的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早在梁家河插队时期，习近平就高度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自身的读书积累，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进行理论储备，并且身兼数职，白天宣讲文件、带头抓生产，晚上在夜校教书，立志让当地父老乡亲能够读书识字，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化育人。

党的十二大上提出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当时刚刚赴任正定的习近平思考如何促进当地文化建设提供了致思方向与明确目标。习近平将精神文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当时的两个重要着力点。具体来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共同视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针对当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克服精神文明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部分，都是硬任务等重要观点。此外，习近平还在工作部署上紧抓领导班子建设，认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一场硬仗，没有决心不行，手软了不行，婆婆妈妈的也不行，要有硬硬邦邦的好班子”。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习近平选择领导干部作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入点，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中间对共产主义信念出现动摇、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侵蚀、腐化的情况进行了批评整顿，做出了针对“渺茫论”，进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振奋革命精神教育；针对一些人对现行政策不理解的问题，进行政策教育；针对一些人缺乏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纪律、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进行“三热爱”教育。

后赴东南，习近平关于文化方面的思考更为深邃、更为全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在福建宁德，习近平将处理好思想文化问题作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认为需要在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文化产品有着充分了解和充足自信的基础上，学习“王婆卖瓜”的精神，主动出击突破层层“围剿”，巩固好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深入把握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对文化建设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全面的思考，不仅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应当坚持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一致，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的一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一致，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的一致的“四个一致”，也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创作和生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群众的重要观点，这些论断极大推动了区域文化发展。数十年的地方工作经历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沛土壤，同时也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质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地位，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相关工作的系统展开指明了基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文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系统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进行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四个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以及明确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新提法、新概念，这些重要理念构成引领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纽结。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概念的时代内涵，坚持守正创新，锚定时代方位，一以贯之推行下去。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格外关注文化传承发展，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系化建设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