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 2017 年第 12 期
去留之际: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对国共内战的因应*陈 铃〔摘要〕 对于抗战后的国共纷争，美国在华传教士一开始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国民党击败中共，但希 望其通过自身改良消除腐败，并认为美国政府也应该继续援助国民党。内战前期，美国传教士虽然面 临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但在华差会仍持低调处理、继续观望的方针。到 1948 年，中共适时提出关于 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新政策方针，强调要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和宗教信仰自由，增强了美国差会及 传教士继续留华的信心。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华大部分差会及骨干传教士坚持留在中国，但对传教力 量的分布作出调整，准备迎接新政权。但到 1949 年后，由于中共在外交政策上 “一边倒”，美国传教 士留华前景趋于黯淡。紧接着，在 “三自革新” 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宗教界人士开始加入反帝爱国运 动的浪潮。到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关键词〕 美国传教士; 差会; 国共内战; 传教政策〔中图分类号〕 D231; K2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3 － 3815( 2017) － 12 － 0068 － 12Stay or Leave? The Ｒole of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during the KMT-CPC Civil WarChen Ling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PC after th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initial mainstream opinion among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was to support the KMT to bring about the defeat of the CPC and they believed that the U． S．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assist the KMT． But the missionaries also hoped that the KMT would make improvements on its own to eliminate the corruption． Although the American missionaries faced life-threatening dangers during the Civil War，the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continued to adopt the policy of taking an understated wait-and-see approach． By 1948，the CPC adopted a timely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 handling missionary issues in China，emphasizing protection of the missionaries’lives and property as well as their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thus increas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ose missionaries who had remained in China． Under these new circumstances，most of the backbone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ose who were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stayed in China，but they also made adjustment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ssionary forces and made preparations to welcome the new re- gime． However，after 1949，due to the CPC’s “one-sided”foreign policy，the prospects that the American mis- sionaries would remain in China tended to fade． Then，driven by the “three reforms，”the majority of the reli- gious people began to join the wave of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movement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to resi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aid Korea，the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the missionaries eventually with- drew from the entire territor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抗战前夕，美国新教 传教士在华活动已历时百余年之久。大批美国 在华传教士不仅传播基督教信仰，且办理了众 多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同时又通过经济力量和人事制度长期主导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 本文是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 “美国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退出中国大陆 研 究” ( 15YJC770005) 的阶段性成果。他们的传教利益遍布中国各地，业已成为美国 在华软实力的重要象征。抗战期间，美国新教 在华传教事业虽遭受重创，但于战后迅速恢复。 与此同时，战后国共矛盾日益显现，双方边打 边谈，最终内战全面爆发，美国传教士所期望 的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这就迫 使美国传教士必须就国共内战适时作出应对。 首先，国共内战涉及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安全问 题。据统计，美国新教主要宗派①派至中国的传 教士人 数， 在 1947 年 底 尚 有 1000 多 人②。 其 次，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美国在华传教士 对内战究竟持何种政治态度，对华传教的战略 方针又作何调整，才最为符合自身的传教利益? 再者，美国传教士来华的主要使命和目的就是 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理念 相违背。因此，内战期间中共如何对待美国在 华传教士，既是一个外侨问题，又是一个宗教 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就此议题的相关研究尚 不多见③，本文主要利用中英文史料，试作一较 为全面深入的论述。一、从“支持”国民党到等待观望自 30 年代开始，因为国民党与美国传教士 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诸 多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都是基督徒，所以面对国 共之争，美国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支持国民党。 1945 年 3 月来到重庆并在此驻留两个月之久的 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④美国干事德惠廉当时就已 看到，虽然重庆国民政府 领导人民抗日有功， 实际上却一直在走下坡路，相反中共的实力和 声望与日俱增，同时国共相持的背后还涉及美 英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争端，这都增加了战后 中国局势的不确定性。他预感到国共内战不可 避免，所以呼吁加强团结。⑤ 但德惠廉所称的团 结实质上是希望中国政令早日统一，国民党能 真正统一中国。他对国民党的责备也是希望其式的民主，对美国而言是 “可 亲可近” 的。在 他看来，蒋介石是当时中国 “唯一值得信赖和 胜任挑战的领袖”，再加上马歇尔将军代表美国 政府对中国的积极协助，中国可以实现 “联合 政府” 的主张。⑥ 是年 7 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 美国驻华大使。7 月 22 日出版的美国 《时代》 杂志认 为 “这 意 味 着 中国统一的另一个新希 望”⑦。如果说德惠廉和司徒雷登的相关表述稍 显含蓄的话，那么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① 美国新教主要宗派有北长老会、 南长老会、 卫理公 会、信义会、公理会、北浸礼会、南浸信会等。② New York: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 A，Far East- ern Joint Office，China Committee，1947 － 1951，Film S37，China-75，December 29，1949，p． 1． ( 以下引用 该档案时使用略称 China。)③ 相关 研 究 参 见 Nancy Bernkopf Tucker，“An Unlikely Peace: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 nists，1948 － 1950 ”，The Pacific Historical Ｒeview，Vol． 45． No． 1 ( Feb． ，1976 ) ; Paul A． Varg，Missionaries， Chinese，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 － 1952，New York: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 国》，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姚民权、 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④ 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 (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又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的前身是成立 于 1910 年的爱丁堡续行委办会，1921 年 方 改 用 现 名，它和全世界各国教会都有联系。 国际基督教宣 教协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间渊源颇深。 在 国际基督 教 宣 教 协 会 的 前身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于 1912 年举行全体会议时，美国人穆德 ( 穆德在 1921 年至 1942 年期间长期担任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会 长，之后仍然担任名誉会长) 被推选来远东进行活 动，在中国召开一次全国大会。于是在 1913 年，穆 德主持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 基督教中心机构 “中华续行委办会”，由诚静怡任总 干事。1922 年 5 月，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为中华全 国基督教协进会。⑤ J． W． Decker: 《中国团结的重要关 头》， 《天风》 第19 期，1945 年 10 月 12 日。能迅 速 进 行 自 我 改 革， 以增强政府合法 性。⑥ John Leighton Stuar，t“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e1946 年 8 月，美在华传教士的头面人物司徒雷 登也撰文表达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最新看法。他 认为，国民党虽然腐败，但它毕竟模仿了美国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0， No． 3 ( Autumn， 1946) ，pp． 445 － 446．⑦ “Foreign Ｒelationship: So Happy ”， Time， Jul． 22，1946．( “联董”) ① 总干事樊都生的讲话则显得锋芒逼 人。樊都生的另一重要身份是纽约协和神学院 院长，因此他的讲话在中美基督教界甚至政界 都具有相当影响力。1946 年夏季，樊都生来中 国并和许多中美领袖会谈，其中最主要的是马 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他明确表示马歇尔 的调处只能起到暂时休战的作用，双方最终必 有生死决斗。美国应支持国民党打赢内战，不 然中国将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