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不”看从严治党新常态**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违规违纪、破坏法规制度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的，要坚决严肃查处，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这“三个不”，阐明了加强法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彰显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新常态。　　为什么不能以权势大而破规？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官大一级压死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君不见《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段唱词：“句句呆话梁兄台，小妹心乱难主使，堂堂衙门好厉害，官官相护你该知，那马家有势有财，你梁家，没钱没势告不来。”然而就是在封建社会，不畏权势，刚正不阿，为民作主，执法如山的清官也不乏其人，《秦香莲》中的包拯就是其中之一。他慷慨激昂地唱道：“皇亲国戚犯国法，罪与庶民一样同，该法办的我法办，到斩人时我斩人。”陈世美虽是当朝附马，还有国太出来当面阻挠干预，但包拯不买这个账，宁可不要头顶乌纱帽，也依法把他给铡了。如果是因为权势大而破规，那就没有公正二字可言，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领导国家和人民依法治国，又必须在法律范围里活动，对共产党员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对有权有势这个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有更严格的要求，权位再高，权势再大，只要是踩“红线”、越“底线”、闯“雷区”者，同样要严惩不贷。　　为什么不能以问题小而姑息？问题的大与小往往是相对而言的，从执政党的角度讲，群众利益无小事；从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来讲，党纪党规无小事；从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来讲，洁身自好，率先垂范无小事。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量变到质变是有一个过程的，量变如果超出一定的度，就会发生质变。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就是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任何时候都要慎独、慎小、慎微、慎行。如果不把制度的篱笆扎紧扎牢，今天的违规违纪之为，视为小问题放过了，明天的照样放过了，后天的恶果可就无法挽回了，到时候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就会变成为时已晚了。所以法规制度的设计，要有超前意识，要像**书记所说的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朱镕基同志当年视察灾情，看到本应用石块垒砌，用混凝土灌浆的防洪堤工程，里面净是河沙，竟用竹片、木条代替钢筋，只是表层抹上一层薄薄的水泥浆，不禁拍案而起，怒斥这是王八蛋、“豆腐渣”工程，不查个水落石出，如何向老百姓交代？所以，蚁穴虽小，也必防之，防微杜渐，不可小视，问题再小，不可放过，未雨绸缪，止于萌芽，姑息迁就，终归为害。　　为什么不能以违者众而放任？法不责众一词原指立法不是为了责罚大多数人，现指众多人违法、违规不会受到责罚。**同志曾经说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有8700多万党员，这在13.6亿人中虽属少数，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几百万各级党员干部，在13.6亿人中更属少数。但这些人是我们党执政的骨干和中坚，如果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违纪违规违法，而且又不得到追究，那么党就经不起“四大考验”，党所面临的“四个危险”就会变成危机，党的变色变质就不是危言耸听了。举个例子，前些年有资料披露，全国一年公款吃喝3700个亿，3700个亿如果省下一半，可以做多少民生事业啊。可这3700个亿也不是少数几个人花掉吃掉的，而是一大帮人一大批人花掉吃掉的，这可谓违者众了吧。如果长此下去，让此风愈演愈烈，真正是吃崩了江山，也吃垮了党的健全肌体。党中央对此绝不因违者众而放任，党中央严令既出，猛药治疴，效果明显。完全可以预言和深信，“八项规定”的落地生根，会更有效地遏制舌尖上的腐败，营造出风更清气更正的政治生态。严是爱，宽是害，从法规制度建设的层面来说，牛栏关不住猫，笼子越牢靠，越能防止和制约权力的任性和放纵。违反制度的人越多，说明你这个制度本身肯定是出了问题。让大家都不敢，都不能，都不想去违反制度，总比许多人都违反了再倒过来问责、追究甚至绳之以纪、绳之以法的效果要好得多，这才是政府清廉、干部清正、政治清明建设带根本性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