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加快铜川深度转型

——铜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解读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严维佳

  到铜川工作以来，我有幸参与铜川“十三五”规划制定和编制这项重要的工作，使我对铜川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有了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是我学习、思考、调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前不久，“十三五”规划在市委全委会、市“两会”上获得通过并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认可，规划为我们理清了“十三五”期间铜川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也为全市上下在“十三五”期间加快发展、跨越发展、转型发展提供了蓝本。

  一、制定“十三五”规划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

  曾多次参与五年规划制定的同志们普遍感到“十三五规划”较之前的规划编制难度更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常态，大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盼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特别是中央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对于铜川在面临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如何转型发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怎样来认识“十三五”我们面临的新环境和新要求，是需要认真探讨和准确把握的问题。

  问题一，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新布局。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我们要聚焦这一目标，确保全面、同步、够格步入小康社会。二是全面深化改革。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切入点。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执政党必然要解决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改革开放初的30年，是效率优先的时期，我们通过30多年奋斗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就必须稍微降低效率的优先度，将公平的优先级进行提升，全面深化改革。三是全面依法治国。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证，要依法解决发展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确保发展改革生机勃勃、井然有序。四是全面从严治党。我党是中国唯一长期执政的政党，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就失去了威信，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动摇，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产生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问题二，中国经济进入“L”型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仅仅指的是经济新常态，即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长期的高速增长给环境和人们的价值观方面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工业生产产生了雾霾，造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一些人在价值观方面也产生了诸如“扶不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人的规矩意识丧失，理想信念步入误区。同时长期以来的效率优先，产生了不同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如何把经济速度降一点，把公平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制定这个《规划》，不仅仅强调经济方面，做好十大工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央“五位一体”的新要求。

  问题三，我们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供给侧和结构性是两个问题。这个概念最早是英国的一个前首相在英国工业革命后产生一系列污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的情况下提出的，他提出需求侧和供给侧。我们现在就相当于英国在后工业时代面临的问题。前些年我们一直是在需求侧上做文章，一直研究如何把量做大，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环境变化，这“三驾马车”的作用越来越小。必须要在供给侧方面做文章，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质量效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附加值。所有的企业都必须眼睛盯着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三去一降一补”。“三去”，第一就是去产能，产能过剩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煤炭、钢铁、水泥等都在去产能的范围内。第二是去库存，主要是房地产，铜川五证齐全的待售面积80万平方米，在建面积，仅新区就有470万平方米，加在一起550万平米，去掉这些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第三是去杠杆，去杠杆主要是主要是税率的问题和政府投资的问题，来撬动社会资本，但是杠杆不能常用，常用的后果往往是对经济调整和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会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我们也要紧跟国家宏观调控的脚步。“一降”主要是指降成本。现在各种税金税负和各类繁杂的收费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企业的用工成本方面非常高，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功能，导致企业成本高居不下，加上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的减少，企业压力巨大。最后一个是补短板，重点是化解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在我们前些年的固定思维之下，我们习惯了大干快上，没钱想办法，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或者通过融资，先把钱筹集到，欠账较大。我市一年23亿的地方财政收入，现在的负债率达76%，全省排第三。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财政的压力将会非常大。由此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