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一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它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青年团的创立作了准备。马列主义在青年中的广泛传播，为建团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革命青年，为建团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使建团有了直接的领导。

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开展建团活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首先建团。一九二○年七、八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们除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各地建党外，还进行了建团工作。它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同袁振英（震瀛）、叶天底、金家凤等八个青年一起，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俞秀松担任书记。
这时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对旧社会不满，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谋求出路。上海团组织便从中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李中、李启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粱柏台、卜世畸、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化平等。到一九二一年初，团员发展到二百余人。少共国际东方部书记谷林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选派青年赴苏俄学习。一九二○年九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就在团的机关——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铭德里北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威经斯基的夫人任俄语教员。一九二一年春，这个学社有二十多名青年团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罗觉、任弼时、肖劲光、何今亮（汪寿华）、王一飞、傅大庆、彭述之、许之祯、粱柏台、卜士畸、柯庆施、华林等。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便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各地在建立团的组织过程中，同上海团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年十月，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也积极进行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到十一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③。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到会团员约四十人，其中主要有邓中夏、张国焘、高尚德（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吴汝明、周达文、郑振铎等。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④。北京党小组的成员几乎全部成为青年团员，有的还担任青年团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日，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四次会议，到会有李大钊、张国焘、高尚德、刘仁静、罗章龙等二十五人。李大钊在会上指出：“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会议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决定实行执行委员会制度。会议选举了李大钊、高尚德、张国焘、刘仁静、郑振铎等十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这时团员五十五人⑤。
北京党的工作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得很活跃，注意联络各校进步学生，发展组织，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团在北京工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北京党、团组织还帮助其他地区，如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湖南，一九二○年十月，毛zd接到上海、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就在长沙开始了建团工作，一九二○年底团正式成立。当时最早发展的一些团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以及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如彭璜、肖铮、陈子博、彭平之、唐鉴。毛zd担任团的书记。
毛zd在建团过程中，非常重视团员的政治质量。据一九二○年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的日记中记载：“十一月十七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zd（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十二月二日毛zd又嘱张文亮“多找真同志”⑥。

毛zd在建团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特别是教育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长沙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相当严重。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又名正品）、庞人铨，经过毛zd的耐心启发帮助，从信仰无政府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以后，他们更加积极地从事工人运动，不幸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被反动军阀杀害。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发表文章，称赞他们是“好团员”，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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