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材料：“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虽然在形式逻辑上平行并列，但在辩证逻辑视野中，文化自信却具有本体、基础、根本的地位，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化形态或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重要依据。“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文化”被**书记放在了“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之前，成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选择首要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文化，不论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都具有决定的作用，但制度文化因其稳定、固化、刚性等特殊本质更具有决定作用。
一、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基因庚续的历史必然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必须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社会活动来变革旧的环境。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合理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既然如此，那么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的发展和演进则尤其表现为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野中，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类本身的活动是社会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和初始条件。人类的文化发展、文化形态的改变，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既依赖于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又具有“自己构成自己”的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和演进规律，仿佛深深的潜流融入或蛰伏于社会有机体之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从而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因此，只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察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存在，才能全面理解文化的意义、本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是传统文化，传统即是文化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气质、智慧、神韵，不论多么“传统”、多么“古老”、多么“陈旧”、多么“精华”、多么“糟粕”，都必将始终“噬咬”人类的过去、现代和未来——“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变的雕像，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离源头越远，膨胀越大”。
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我们不难理解，文化，不管其存在形态、一般结构如何，不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都必然接续不断，关键在于社会主体的选择和时代的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成和存在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
二、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基因转化的历史图式

如前所述，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建构，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否则这个国家制度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离不开中国深厚而优秀的传统制度文化的基因、智慧、教益和启示。沿着制度文化演进这条基本路径，我们理性地走向历史深处，不难发现今天具有“十三个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许多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都可以在传统制度中找到文化渊源。“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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