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级干部回忆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青春岁月一、从县委调入省委办公厅1989年11月，我从泰兴县委研究室调入江苏省委办公厅。当年我刚刚30岁，女儿5岁，爱人在泰兴人民医院工作。来到省城南京，新鲜、兴奋、不安交织在一起。对于省委最高机关，谁不向往呢？这是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不安的是，我担心自己的水平和能力不能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辜负家人和亲友的殷切希望。作为乡村教师的父母亲，格外珍惜这样的机遇。他们再三叮嘱，人的心不能二用，不用挂念家里，不要分神，在省委埋下头，全心全意好好干。报到的那天是11月29日，除了被褥行李，《辞源》、《辞海》和《新华字典》，以及工作以来发表的调查报告、杂文、散文、人物通讯、新闻消息、特写等各类文章的合订本，随我一起来到了南京。后来才知道，秘书三处是专门为省委书记和重要会议起草讲话稿的专业处室，我心里咯噔一下:能担当得起这一大任吗？从此在省委度过十四年紧张、充实、难忘的美好时光。二、苦干加拼命，机会来了！更苦的是对工作的不适应：对省委书记讲话稿的起草摸不着头脑，对省情的把握一知半解，对新同事的沟通交流还有障碍……年纪轻轻，阅历不深，原来在县里，现在在省委，层次差别大，这些都成为阻拦在我面前的大山，影响了工作水平的提升。敏感、好强的我，被孤独感严严实实地笼罩着，晚上一次次地失眠。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其他捷径，也毫无退路，唯有横下一条心，苦干加拼命。其他人下班回家，我抓紧吃饭，然后立即回办公室查阅过去的讲稿，了解思路架构，了解文字风格，了解表达方式，像小学生一样做笔记。其他人打牌娱乐，我整理处里的书刊，记下精辟的观点。其他人休息，我打开水，夹报纸，打扫卫生，真正做到眼勤、腿勤、嘴勤、手勤，老老实实拿出笨功夫、死功夫。慢慢地，工作的生机冉冉升起了。一些会议领导的主持词、小型会议的讲话稿，都是由我起草的。随之而来的，是自信的心气渐渐复苏。有一次，省委召开全委会议，我被安排到某个市负责搜集“情况反映”，我不敢懈怠，全力投入，每次讨论的要点和素材都用速记法飞快地记下，记完整，生怕遗漏每一个有价值的讨论内情，形成的会议内参翔实、丰富、有看头。得到时任省委秘书长的长篇批示和赞扬(底稿至今留存)。还有一次，省委召开换届大会，分配我负责会议内参的校对印发。我二话没说，带领其他处室的五个同志一道，一字一句审核校对，每天干到夜里两三点钟才签字付印，以便第二天一早向主席团和各代表团发放。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大事、会议、文稿等等，倾注了我的心血。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自己当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质量已被某个领导默默关注了，当然我毫不知情。后来，省委两位秘书长一个去浙江调研，一个去上海开会，都指名叫我随行。新的一页开始了。1994年12月，我从秘书三处提拔到党刊处任副处长(兼《江苏通讯》副主编)。1997年1月任党刊处处长、《江苏通讯》主编(省委公开出版的半月刊)。2001年9月从党刊处调任秘书处处长。三、秘书处是干什么的？省委秘书处与秘书三处不同，是负责省委日常运转的，简言之就是办文、办事、办会。处里当时有23人，是全厅第一大处。担负24小时值班，省委、省委办公厅文件把关，省委、省政府联合发文，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省委向中央的请示、汇报，省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的会务记录，省委档案室的管理，省委和省委办公厅的印鉴管理，省委领导的调研、会见等活动，省委各类会议的通知、组织和安排，以及少数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人民来信的处理。其重要性与党刊处客观上是不一样的。到秘书处的第一天，我至今都记得。那是2001年9月10日，秘书长带我去见了回良玉书记。他简要介绍了我的履历，回书记微笑着对我嘱咐了一些秘书处怎么重要的话。第二天，就是举世震惊的9月11日，美国世贸大楼等双子星座被恐怖分子用活人和飞机炸毁了。在秘书处工作没日没夜，没大没小，太操心太劳累太辛苦了！记得某年八一建军节前夜十一点钟左右，我刚刚服用两粒舒络安定，微微打鼾，刺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大作。原来，某个副省长因突发疾病，秘书长令我快快到单位。我一骨碌翻身起床，睁着惺忪睡眼披衣赶到办公室。当时，我的头痛得快要炸裂了。我是从2001年9月10日干到2003年6月14日的。14日这一天，省委常委会研究我到省旅游局工作的任命，这次常委会我没有参加。在秘书处工作的近三年时间，我一米八的个子，92公斤的体重，活生生锐降到80公斤，人又瘦又黑。我妈妈和两个妹妹以为我生了大病，心痛地哭了。我是O型血，父母亲、妻儿老小都是O型血。据说，这个血型的人重情好义，工作拼命，追求完美。哈，我也刚好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的肠胃不好，我父亲就是因为肠癌而在59岁那年早逝的。那年得知父亲确诊之后，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宁可不要这个官，也要爸爸的健康长寿！话是这么说，人在职场，身不由己呀。由于秘书处的工作内容、性质和分量，我是事事小心，事无巨细，举轻若重，生怕说错话、办错事。由于一直睡不好觉，饮食也毫无胃口，每天要吃两粒安眠药，才能换得每夜四个半小时的睡眠。而第二天早上六点，定然毫不犹豫地起床，七点半就赶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有的时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人常常抓狂，觉得有好几个周旭要面对，要宣泄心中的块垒。有一次，省委召开报告会，请龙永图同志讲解我国加入WTO的形势、问题和对策。那天下午，由回良玉书记主持报告会。不料，回书记话音刚落，南京市文化艺术中心舞台上一只滚烫的灯泡从天而降！如果落在龙永图同志和回良玉书记的头上呢？那一会，我真是吓坏了，吓坏了！最难忘的是，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作为江苏代表团秘书处的一员赴京服务。在华润大厦，我的房间挂满了“作战地图”，这是一张用好几页A4纸粘贴起来的江苏代表团会议安排日程表。时间从代表团预备会，大会预备会，大会开幕式，大会分组讨论，到大会闭幕，全体代表合影等等，参会地点，主持人，去人民大会堂发车时间，代表团向中外记者开放日，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什么内容，网格化一一罗列。每完成一项，每过去一天，打一个大大的勾字；有疑问的，不落实的，需提醒的，分别打上杠杠，画上红五星。当时，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寿亭刚从贵州调来不久，他睡眠也不太好，会议没有安排秘书随行，嘱咐我每天早上电话唤他。还有，苏州常熟蒋巷村党委书记常德盛，首次进京参加如此重大的会议，生怕有所疏忽闪失，特地请我每天关照他，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我都一一照办。从此，我与老常结下了忘年交。 四、告别省委办公厅由于一天又一天的超强度工作，加上睡眠严重不足，营养不良，在参加省委常委会记录的某一天，我倒下了。当时，只觉得心悸，慌张，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前滚落，内衣湿透了。当时的副处长觉得异常，问我“怎么了”。我说头晕、心慌。后来，我摇摇晃晃起身叫了小车，直奔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是十六大代表，他帮助我安排了医生。经过彩超一查，只见胃壁的出血点密密麻麻像筛子一样不断向往渗血。据医生讲，我当时已经流掉体内45%的血了！而在前两天，大便已经是黑的，而我全然不知。我于是立即住院，除副处长以外，其他没有人知道。我没有报告秘书长，我怕影响进步。当时我吃的药叫胃三联，专门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和糜烂性胃炎的，分别呈白色、黄色，还有一种颜色记不清楚了。有一种药叫洛赛克，吃了头特别痛、非常难受……八天后，我出院了，又斗志昂扬地回到心爱的秘书处长岗位上。后来，秘书长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啊！孰知，半年后，我又一次复发住进了医院。应验了第一次入院时主管医生提醒我的话：胃溃疡会复发的，今后不能太劳累了，作息要有规律。胃，要养，尽量少焦虑，少生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人生了：如果生命都没有了，其他所有，所有的所有，还会有吗？再后来，2003年6月14日，省委一纸任命，我前往新单位——江苏省旅游局报到了。临离开省委时，我走进了李源潮书记的办公室。我说：李书记，我来向您辞别了。我做得不好，请您包涵！他微笑着说：不，你很优秀，希望你到新的工作岗位以后，加强学习，团结同志，管好自己。我说：谢谢书记的提携和关爱，我会努力为省委争光。他说：好！今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不必通过他人。我说：谢谢您。走出省委书记办公室，我来到始建于1952年的橙黄色省委大楼外面。看着天空眩目的日光，我百感交集，鼻子一酸，流下两行热泪。再见，江苏省委办公厅。（来源：不是官话。作者为江苏省旅游局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