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综治部门工作怪状调研报告如何解决个别地区对综治工作还存在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怪现象？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认为，综合治理写入党章更应写入法律――― 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责职能，有人甚至认为综治部门是一个临时机构，个别地区对综治工作还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怪现象。 说起社会上对综治工作的种种“怪现状”，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有些“心焦”。 　 他告诉记者，事实上，近些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崔亚东建议，国家应尽快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立法，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体制创新，破解制约工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综合治理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崔亚东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社会治安很重视。1981年，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在会上提出：“搞好社会治安，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概念。 此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字眼在一系列文件中频频出现。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党的十七大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党章和一系列文件多次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尽快立法，从而推动综合治理更好地发挥作用。”崔亚东表示。 综治单位地位虚任务实亟需法律“撑腰” 近些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对生产生活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平安建设任重道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重在整治向重在建设转变，由侧重于治安领域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领域延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任务越来越繁重。 “乡镇(街道)综治办现在不仅是一个组织、协调部门，而且已成为一个具有具体工作业务、不可替代的实战部门。”崔亚东告诉记者，目前，贵州省的乡镇(街道)综治办有十多项任务，任务比较实，但地位相对虚。 崔亚东举了一个例子，20xx年贵州省乡镇(街道)机构进行新一轮改革后，乡镇(街道)按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一、二、三类，一类乡镇(街道)设综治办，二类乡镇(街道)选设综治办，三类乡镇(街道)不设综治办。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综治部门尤其是基层综治人员少，队伍不稳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地对于重点解决乡镇(街道)的专职副主任和专职工作人员问题呼声较高。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贵州省1545个乡镇(街道)仅有477个乡镇(街道)配备了综治办副主任，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街道)综治干部仅1.37人。 崔亚东认为，在乡镇(街道)工作人员编制序列中，计划生育、财政等岗位都有专门编制，而综治办没有落实专门编制，不能从组织上保证综治队伍的稳定。 综治经费缺口大立法需解决保障机制“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加综治经费的投入，但从目前来看，治安防范经费、群防群治经费等缺口仍然较大。”崔亚东说。 中央多次强调，各地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四个五年规范及实施方案》规定：市(州、地)按人均不低于0.5元的标准，县(区)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尽管如此，据20xx年统计。贵州省仍有5个地(州)、24个县(区)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有的虽然纳入预算，但标准很低。 “我们现在85%的乡镇(街道)综治办没有配备电脑、传真机，95%以上的乡镇(街道)无交通工具。”崔亚东认为，这些都需要立法来解决群防群治的性质，活动方式，人力、财力、物力的保障机制。 “这么多年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完善，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有必要进行归纳总结，上升为法律规范。”崔亚东表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当从政策实施为主向法律实施为主转变，建议国家尽快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提上日程，通过立法破解制约综治工作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推动综治工作体制机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