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党的团结统一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延安整风与党的团结统一。去年，也就2019年5月31号，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说，从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性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开展这次主题教育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他提到了延安整风。确实，延安整风就是以思想教育打头，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延安整风，来重温那段历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今天我准备讲三个大的问题：也就是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基本过程和深远影响。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也就是起因和条件。起因的是**为什么要发动整风？条件指的是**为什么能发动整风？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因为在这之前全党思想是不够统一的。这主要表现的以下三个方面：1.党内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有分歧，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大家知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起点是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号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因为当时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所以只开了一天时间，非常的仓促。这个会又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的。他特意跑到中国，组织召开了这么一次四中全会。在这会上，他利用共产国际的影响力，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一个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这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当时政治局里头，资格比较老的，年龄比较大的，还有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但米夫对他们都做了批评。米夫说啊：忠发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但我们现在决不能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要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这就说明共产国际米夫认为向忠发和周恩来等人都犯过错，如果再犯，那就滚蛋。而相反的，米夫对王明的评价却很高。他在会上说：王明等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这个评价，对王明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所以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权，就这样王明上台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我们党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那就是顾顺章被捕叛变。我们说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份召开的，到4月份，顾顺章就叛变。他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的中央机密。特别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他是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到现在仍然被我们称作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幸好当时我们有个高级特工打入了工党内部，那就是钱壮飞，他及时地把顾顺章叛变的这个消息通报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组织中央转移，紧急疏散。据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同志回忆，聂荣臻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迫使上海中央工作限于瘫痪，没法正常运转。只好考虑把一些重要的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去。当时决定周恩来去江西的苏区。王明去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其中博古是负总责。王明之所以指定博古来负这个总责，最主要的原因就看重博古思想跟他比较一致，是忠于共产国际的，能够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后来，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时间是在1933年的1月份，博古这个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这就是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第一就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也就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盲目指挥下，我们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不得不被迫长征。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左倾错误也非常严重。我们说反围剿失败，虽然主要是因为军事指挥失误造成，但跟政治路线错误也有密切关系。比如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本来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博古他们当时执行的是什么？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门关起来不和任何党派去合作。王明当时就说过，国民党的任何派别，高级将领们都是奴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不能跟他们去合作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有的国民党将领也是爱国的。比如说1931年9·18以后，1932年在上海发生一·二八抗战，其中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十九路军就和日本人打得非常英勇，非常爱国。后来，他们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剿共。他们也很清楚，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寄希望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所以他们不愿意跟红军打仗。而是在福建发起了一场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起来造反了。在福建事变发生前后，他们派人跟我们红军谈判，准备联手共同对付蒋介石。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本来呀，如果我们跟十九路军合作了，我们就可以有了福建这个出海口，可以利用福建的港口获得苏联的援助。这对于打破敌人围剿和巩固发展苏区都是很有好处的。特别大家看一下，福建事变是在33年的11月发生的，而第五次反围剿是在1933年的10月份打响，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初期呀。这本来是一次收集敌人内部矛盾缺口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博古他们当时还是固守着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他们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跟他们继续合作。后来19路军被蒋介石镇压下去，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这些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转折点，是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35年1月份召开。在这个会上，博古中央统治宣告结束。**重新参加中央领导，挽救党，挽救了红军。我们今天都把它说成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其实他同时也是**个人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后来自己就讲过，在这之前啊“啥人也不理我，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啊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把他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由此可见，**自己也是把遵义会议当成他个人命的一次重大转折。不过遵义会议虽然是一次伟大转折。但是他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那个他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刚才说实际上不管是军事路线还是政治路线都是错的。但遵义会议当年只解决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决议还是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异议的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错。为什么当年会留下这么一个尾巴呀？李维汉曾经分析过。他说啊，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呢，**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分析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不一致；二是紧迫的战争环境。所以没有提出这么一个解决政治路线这个问题。李维汉还评价说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个时候啊，如果就提出王明等人政治性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家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他说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再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胜利有重大意义。所以当时就留下这么个尾巴没有解决。但长征结束以后，到了陕北稳定下来以后。这个尾巴就应该要解决了。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好解决的。比如到了40年3月份，王明把他在31年写的一本书，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书在延安再版了，这本书其实是集中反映了他的左倾错误观点。但王明把它再版了，还在再版序言里头说，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等于是把他自己这本书，实际上是反应的错误观点的书，作为学习材料，推荐给全党。从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出。王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影响的人，他们认为当年执行的什么路线？当年执行是共产国际路线，是共产国际让我们这么干的，那怎么可能错啊？而**认为呢，这些人虽然自称国际路线，实际上就是照搬照抄，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是教条主义，他就是错了。为了不再重蹈覆辙，犯同样的错误，他认为就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彻底解决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个彻底的思想转变。就从根上解决。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就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这讲的是第一点。就为了纠正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必须首先从思想上路线上来个彻底解决，也就开展整风。2.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甚至出现一些宗派主义的苗头。我们前面说王明原来是左倾的，怎么又变又了呢？那是因为共产国际变了，所以他也就跟着变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有名的就在1935年8月1号，他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起草的一个《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叫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虽然你是国民党，但只要你抗日、爱国，我们就可以，也应该团结你。这跟过去那个关门主义相比啊，那是很大的一个政策转变了。不再说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说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个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他都有个问题，他都是跟着共产国际走的。共产国际当初叫关门，他就关门了。共产国际现在说开门，他就开门了，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其实也是他教条主义的表现。37年11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回来以后，中央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在这两次政治局会上，王明都提出他的一些主张。第一个政治局会议，就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王明提出一个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为什么说他右倾啊？王明认为现在我们跟国民党党合作了，达成了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里头，国民党力量大，所以我们要服从他的统一指挥呀。一切服从，凡事都要经过蒋介石批准了，他同意了，我们才能够干的。一切经过蒋介石批准，这实际上是什么？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了，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所以说他是右倾嘛。第二个政治局会议，就是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上，王明又提出了一个叫“7个统一”的口号。客观说来。这里头有的对我们是有利的。比如统一武装，统一供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武器装备很差的，如果真统一的就好了。但从总体上来看。他的实质就是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如果都这样的话，蒋介石把我们那几万人调到前线。跟日本人来几场正规战，那很快就拼光了，不能那么干的。从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情况来看，一个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一个38年3月的政治就会议。就王明回国以后，他这种右倾思想，主张向国民党做无原则让步的思想，是越来越系统化。这就在党内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这对于我们党在抗战初期的形势也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周恩来后来就讲过，1937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都有影响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王明手上有共产国际指示那道圣旨嘛，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嘛，他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嘛，而我们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造成的嘛。大家都迷信共产国际嘛，都迷信苏联，迷信斯大林嘛。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王明的右倾错误，那还是要开展整风运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另外，这个时候还开始出现一些宗派主义的苗头，就像周恩来说的一样，对很多地方他都有影响。大家知道，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我们党建立了很多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就那些粉红色，非常的分散了，这就导致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四个服从，也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就我们现在讲四个服从的来历，最早就在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他还强调，这四项是最重要的纪律，谁破坏这些纪律，谁就破坏党的团结，就强调用“四个服从”这个纪律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为了解决一些宗派主义的苗头问题，强调全党服从中央。但是我们说宗派主义跟教条主义是一样的，在党内也是根深蒂固的，很难通过一个决定就完全根除了。甚至到了1942年2月，**还讲，现在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就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4个服从，但到了42年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宗派主义倾向的问题，还很严重。这就说明，要想彻底根除这个宗派主义，还是要开展整风，整顿党的作风，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