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紧自贸区的三把“金钥匙”

周人杰

开放中促改革，开放中寻机遇，开放中防风险，方能实施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围、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增设，自贸区沿着海岸线由北向南，从“雄鸡”的咽喉到腹部，多方位舒展开胸怀，面朝大海，从容开放再起步，彰显出引领时代的决心与信心。

所谓“机者如神，难遇易失”，细细分析，牢牢把握自贸区发展的主动权和巨大机遇，需握紧三把“金钥匙”。

第一把钥匙，开放中促改革。改革与开放，向来相互砥砺，强调在开放中促推改革，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一年多来，上海自贸区的27项制度创新，先后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复制、推广。扩围后的四大自贸试验区，各有特色，有利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在多领域、多维度做好“压力测试”，提供更多互补、对比的试验。

第二把钥匙，开放中寻机遇。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再靠低成本便宜货、贴牌代工，很难撑下去。积极适应世界经济分工的“雁阵”，加紧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竞争优势，离不开自贸区的“卡位”。比如，福建对接台湾，广东侧重港澳，天津重点面向东北亚、京津冀，寻求全球化中抢先机、赢主动的突破。

第三把钥匙，开放中防风险。开放不是国门大开、照单全收，而应保持定力、有序运作，该放的放，不该放的坚决把住。国际上，设立“第二道锁”、建立健全内部安全审查制度已是惯例，其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稳妥推动。不管是金融领域改革还是其他领域改革，都必须锁住系统风险关，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对外开放的底线思维。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关键的是，钥匙要始终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如有学者提醒的，注意远离可能在经济上引起糟糕后果的“黑暗角落”，要防止各种不利因素之间发生“魔鬼循环”。换句话说，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然而怎么改、如何开，不是任何人强迫的结果，而是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出发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壮士断腕，“自己改自己”，迎来新生；一方面留有后手，做好化解风险的各项准备——这是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辩证法。

“谋子”更要“谋势”。置于开放的大格局观察，无论福建平潭，还是广东蛇口，其实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关节点，东中西部都将迎来发展机遇。无论咽喉、腹部，还是背部、尾部，哪怕过去的边缘地区，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激发活力、迎来发展契机。这一进程，恰如**书记所言，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用好战略思维，把握主动权，增强创新力，方能实施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大漠孤烟送马帮，丝绸铺路破苍凉。历史上的盛世中华，播撒给世界无限的物质与精神养料。而今，铆足劲头、蹄疾而步稳，引吭高歌的东方雄鸡，更将不以山海为远，发出更多中国好声音。

（2014年12月31日）

地方治理，须沿法治轨道

李曙明

良法和善治缺一不可。地方治理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其中，草案第45条是向地方授权限制机动车通行的条款。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该条款属于不当授权条款，应当予以删除。有的委员建议，即使保留修改此条款，也必须增加相应的限定条件，明确规定补偿措施。总之，立法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子”。

立法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具体到机动车限行条款，它要调整的是，车主充分开车和所有市民（包括车主）对空气清洁、交通畅通诉求之间的平衡。对于特殊情形下必要限度限行的正当性，人们能够理解。但必须强调的是“特殊情形”“必要限度”，因为它事关公权力的规范行使，也涉及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

限行，必须在法治的轨道推进，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严格执法、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用这样的视角审视一些地方法律依据不足的常态化限行，能否经得起“法外设定权力”的拷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是各地阐释限行依据时被反复提及的两个法律条文。认真分析其内容，两个条款其实只是对有关部门特殊情形下临时限行的授权。而草案第45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条款授权宽泛，一旦获得通过，实行单双号甚至更严格的限行举措，便不再有法律障碍。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些忧虑：如果缺乏必要规制，有关权利如何得到切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