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以用权”人类所有的力量最终都集中于权力，一切物质的力量都是权力的工具。原子弹非常强大，要看它的按钮在谁的手里。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千年来，人民终于取得了权力，人民终于成为权力的主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是权力的具体执行掌握在官员手里。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再由多数代表的意志授予各级各部门的国家机关，于是，官员便成了国家权力的具体操作者。官大权大，官小权小。现实的体制有一个缺陷，上位的权力对下没有边界，相对于上位权力，下位权力基本没有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执行权力的时候需要观察上级的脸色，时刻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努力争得一个赞扬，唯上唯文（件）不唯实，可以不讲真话，可以不讲真理，不可以对抗领导。体制性官僚主义这个话题另当别论，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解决。习总书记关于推进作风建设讲话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要求，其他的可以适用于一般党员、一般干部，甚至一般的人，唯有“严以用权”的要求，是完全针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所讲的。严以用权，在总体上需要制度的配套，然而，从官员的个体上，则无权埋怨，必须自洁自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严以用权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思。慎于用权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为民谋利，用错了，损害人民利益，用反了，危害人民利益。人民利益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因此，在权力使用的时候要谨慎，寻求各方面利益的最佳结合点，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谨慎用权的前提是把情况搞清楚，把问题想明白。搞清楚情况唯一的办法是调查研究，除此没有别的途径；把问题想明白就是要深思熟虑、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博采众长。领导干部掌握的情况可能比别人多一点，见识可能比别人广一点，但决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仙。拍脑袋决策，家长制领导，一言堂做主，强烈的表现欲、权威欲、发展欲、政绩欲，都是对权力的滥用。出发点未必不正当，雄心勃勃，急于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实现大变样，结果与愿望差之千里，人走政息，折腾到最后，面貌依旧，民生如故。后任要么收拾摊子填平补齐，要么重起炉灶进入新一轮的循环。任何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来。普遍见得到的千城一貌，政府债务，土地财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更遑论有的地方强征强拆与民争利的权力霸道。凡是官德未泯的官员，都有必要对用权是否谨慎进行认真的思考。敢于用权 权力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炫耀的，更不是束之高阁用于收藏的，人民的权力必须为人民谋取利益。慎于用权和敢于用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力有风险，用权须谨慎，说的是，手握权柄，如履薄冰，要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反之，过之，不敢负责不敢用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权力放空，以不作为而保证不犯错误的惜权思维，也是违背权力的本意的。毛公说，“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邓公说，“大胆闯，大胆试”，说的都是敢于用权。敢于用权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包括真的犯错误被批评处分，包括被误解受委屈。无私，才能无畏。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主攻部队的突击队队长，在我方炮火延伸前五分钟，提前命令冲锋，冒着自己的炮火，不给守城之敌有喘息的机会，一举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但有不少战士死伤在我军的炮火中。战斗总结，若等炮火延伸，敌方组织起防守，也许牺牲更大，甚至可能一次战斗攻不下来。这样的伤亡比预计的小，但是死伤在自己的炮火中，突击队长必须承担违反军纪的责任。为了战斗的胜利，队长本人心甘情愿认受处分。这样的处分，高于任何荣誉，十年以后，突击队长升任某军军长。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人，焦裕禄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人民负有的使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关键时刻他敢于用权，甘愿接受组织处分购粮救济饥民。当时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但是与民众的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焦裕禄顶着违反政策的责任，毅然选择了人民。畏于用权 权力掌握在官员个人手里，但决不是属于任何官员个人的，权力是公器，官员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权力就是支配力，除了不能支配人的思想，能够支配一切人和物质，特别是对财富的支配力尤为神奇，就像童话中的宝葫芦，想什么就会有什么。权力的这种魅力，以及专制社会权力性质的遗传，容易使掌握权力的人失去清醒，产生价值误会，把权力和自己混为一体---“我即权力”，于是，不再对权力葆有足够的敬畏，而沉沦于对权力的喜爱和追逐之中，需要他人对权力的崇拜，在他人的崇拜中陶醉，本能地萌生特权，并为我所用。还有一个价值误会，以为持有权力就是享有权利，搞错了权力与权利的性质。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对应的是服从。权力的实施者必须获得授权，没有获得授权不得任意实施；权利是一种自由度，是公民作出一定行为的允许值，只要法律不予禁止都可以自由作为。权力和权利定位错误的严重后果是，积累形成一种官场风气，并流行于权力体系，持有权力就像持有自己的一本存折，想什么时候支取就什么时候支取，想支取多少就支取多少。价值误会扭曲的权力准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一种摧毁性的负力量。从本质上来说，特权与偷盗并无区别，都是占有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如果对官员作一个问卷调查，你有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肯定回答没有偷过。如果问有没有以职务做过私事谋取利益？那就很难回答了。包括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员在内，传统的价值往往鄙视偷盗而欣赏特权。这也是特权大行其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正廉洁”是党对领导干部的的最低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准则。中央的“八项规定”实施以后，情况好了许多，但是特权现象仍然存在，特权文化的价值影响仍然存在。畏于用权就是分清权力与个人的关系，分清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公权私用，与贼无异。如果能够这样认识，特权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基础，廉洁为政就不再是一件难事。借范仲淹《岳阳楼记》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官不论大小，权不论大小，修德修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