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短短的40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堪称当代世界发展之奇迹:1978—201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8%，经济规模增长了近35倍;1978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9位，2010年跃居世界第2位;2017年GDP达到12．25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813美元;中国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国GDP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的世界纪录［1］①。
中国的发展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而是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比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3］。“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经济40年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1978—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39亿②，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3］。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
当下，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来汲取智慧、继往开来、迎接新挑战。同时，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来，中国人民走过了极其不平凡的道路，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回首40年走过的道路，全方位总结经验及教训，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的探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制度改革观［6］。该观点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或改革是主因。二是要素利用观［10］［11］3)。该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加大投资力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等是主因。三是需求推动观［12］(P105)［13］。该观点认为，扩大内外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城镇化等是主因。四是前后继承观［14］［15］［16］［17］［1］。该观点强调，改革开放前30年对后40年所作奠基性工作十分重要，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所作的奠基性工作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五是综合论［18］［19］［20］(P144)［21］。该观点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对外开放、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等是主因。上述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2］，譬如一个显著的局限性就是上述观点大多数是从单一视角看待或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的。对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前无古人的历史事件，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难免会有挂一漏万的不足或遗憾。为了尽可能地展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把一个国家或社会视为一个大系统，它由四个子系统构成，即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我们认为，从大系统观视角透视这一历史事件，可能更恰当、更全面，因为这四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每个系统都不是孤立运行，所以不能孤立地作分析和解释。
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来阐述改革开放40年所作的开创性工作，以期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根源。同时，把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坚实经济基础以及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按照改革开放的逻辑纳入上述四个方面来解释，因为一切有利条件和基础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但必须把它放在改革开放的逻辑框架里才能得到说明和解释。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①据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2018年)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2］。
②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978－2014年中国减贫7亿;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公布的减贫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每年平均减贫
1300万人，由此计算出1978－2017年中国减贫7．39亿人。


一、中国经济奇迹的政治原因
中国经济奇迹离不开政治支撑。综观改革开放发展史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促进了各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历史地看，这一重大决策拆除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制度障碍，释放了中国各项制度改革的红利，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使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各项制度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效益导向，既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不唯理论，既重视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又注重从实践中创新理论、发展理论。譬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价格制度改革曾一度实行“双轨制”，人事制度改革曾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平稳转轨。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树立制度改革唯物史观，避免了制度的僵化，善于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因而当代中国的一切制度均具有可改革性，这是中国始终充满活力的根本原因。譬如，世界上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要求，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实践证明，它具有比较制度优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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