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文网，时值戊戌变法一百年，“旧文新识”以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建栏，以祭先贤，且充时论。《战略与管理》设“旧文新识”栏，起意于数年前，今日终于实行。《战略与管理》以有言于当代为风格，却专设栏目钩沉旧文，求同存异，有往必复，是其办刊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论近事者必得有静察往事的耐心，作时文者须得有玩味旧文的余情，才能成一种健康的心智。谁不知道当前有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读书人难免心热情急甚至手舞足蹈。但是且慢。越是世事纷扰，真正的思想者越应该从容不迫。思想者思想的素心应该既为时事所动而又不为时事所动摇，在现实的万般困惑之中知识分子更应该重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远图。当此国土和人民承受无限重负和巨大痛苦的关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自谋全身、自得清凉，定难脱轻薄之罪；但如果心浮气躁、一触即发，亦难逃浅薄之讥。
    《战略与管理》过去曾有“历史回顾”、“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栏目重述旧事，但重述旧事毕竟出于今人之口，已成为当代事件；而“旧文新识”则是直接地移历史于眼下，将今人拉进历史的情境、语气与声色之中，使人与历史有肌肤之亲。这篇《政变原因答客难》原刊《清议报》第三册，其撰写其印行就不出戊戌当年。其时文章作者也是变法与政变的当事人梁启超正亡命日本横滨，痛于死于菜市口的“六君子”和囚于瀛台的光绪帝，忧于风雨飘摇、愈救愈危的国运，心中翻腾着百日维新风起云涌、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所以下笔如对仇敌，今天读来仍觉得文有锋刃，气概逼人。要使人认识历史，再忠实的史笔哪比得上这样当时的檄文。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为当时而作，但我从发黄的故纸中捡出重读，百年之下竟觉得这文章简直是他起于地下而写于今天：他的论题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天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不惟是史证，而且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竟成为最及物、最鲜活的史论。如果有心刻薄我一定得哂笑今天讨论戊戌变法的学者根本就昧于文献，将当事人当时就深思并痛斥过的陈见当作从未有人言及的新问题、新见识，不过因为心存厚道我倒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梁启超的远见卓识，他懂得著下雄文以在百年之后为自己、为被难与受难的同道辩白。
二
    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篇驳论，他反驳的是他自设的论点：“论者曰：支那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他反驳的是“改革激进论”。而对于戊戌变法“激进”之诟病，这几年作为一种舆论恰好正甚嚣尘上。我的朋友、历史学家萧功秦先生是这一派舆论的代表，而他表述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则恰好刊发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而我恰好又是这篇萧文的编发者。今天我又选出梁启超的文章，算是成就一番百年之内论辨颠倒的两家争鸣的佳话。不过，就观念与立场而言，我是一个梁党；上次在刊发萧文的“编辑手记”中我称赞过萧功秦的文字，这次在选出梁文的“选家附言”中，我不免就要参赞几句梁启超的观点了。
    萧功秦文章的题目是《戊戌变法的再反思：兼论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其首节有一段话云：“因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变法派精英能够积极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并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地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另一种前景则是，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戊戌变法正是沿着第二种前景发展并导致最终失败的。”这种分析看来言之凿凿、通情达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却又可疑得很。积我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我知道凡是经人这样轻松指明的、好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选择的道路都是可疑的。事实的真相往往是，你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你在现实的决定下别无选择，所谓道路和两分法仅仅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根本就不具有事实上的可行性。就戊戌维新而言，维新者面临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被“做”成“激进党”四处碰壁而最终走向毁灭。
    萧功秦将维新派以铁案定成“激进主义者”而责难之，这名目这责任实在是大可商榷的。什么叫激进？人们的判断往往莫衷一是，因缘因异。有人把逼国王虚位的激进之举叫做温和，也有人会把免除一个七品官乌纱的温和措施称为大逆不道的“激进”：孰是孰非？真正判断激进与否乃要看维新派所采取的修正措施与社会已形成的积弊程度的对比，如果措施严于积弊可称激进，而措施切于或缓于积弊则只能说是温和。当时清帝国所面临的形势只能以危急状之。甲午战争中国以相近的装备而惨败于日人之手，使中华民族民气大伤；而战后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又使国家元气被残；官员腐败、地方凋蔽导致了人民造反，山西、直隶、广东、江苏等政治经济命脉之地屡起暴动，撼动着满清政权。